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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人胡适--思公
  

    胡适是近代鼎鼎大名的思想家,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主帅,关于他的思想学问的书有很多,读了些,也不太懂,更不敢妄谈。但对这个人印象很深的,倒不是他的才学,而是他的为人,慢慢形成这样的概念——这个人的人品很了不起。20世纪30年代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成了文人中的流行语,以致林语堂曾在文章中,幽默地拿这开起玩笑。在胡适逝世后,蒋介石所题的“德学俱隆”还是得到了人们首肯。
    人们对胡适的思想和学问的赞许,可能造成对他人品上的崇高有所忽视。在他的年代,社会急剧动荡,兵荒马乱,像他那样,最终得到“好人胡适”的名声,真是难得。在那种不太好的社会,他竟告诉学生,“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,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。”他自己也是躬身实践,在与人的交往中,总是坦荡、热情、与人为善。他的心灵像一潭明澈的湖水。在老朋友陈独秀遇牢狱之灾时,他不因政见不同,倾力相救;在周作人做汉奸前后,他先是殚精竭虑地劝说,之后又为其尽力开脱。最伤感的一幕可能是,1948年底南京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他这个北大校长和清华校长梅贻琦。胡到南京后,费尽力气,说动政府又派出一架飞机,去北平接那些他的学术界名人朋友,当飞机返回,他满怀希望地去机场接。但机舱门打开,仅几个人下来,胡适当时就失声痛哭了。乱世之泪,何人能解?在“文革”中,有很多老教授、老学者都想到了他们的朋友胡适和那架空空的飞机。他的得意门生吴晗,在死之前脑海中是否出现过恩师的身影?永远是谜。
   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的文章中特别指出,“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:太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;认真的做事,严肃的做人。我常惋惜,大家往往注意上联,不注意下联。”胡适不光学问好,他的品行、道德也很让人景仰。我们继承他提倡的民主、自由,最好先少说,而是多学学胡适先生的做人。


吹不散的心头人影——胡适与陈独秀


    胡适与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。初为同道,但后来走向不同的方向,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相左,但私交却胜似亲人。在新文化运动中,他们曾是亲密的战友。1916年当陈经办《青年杂志》(《新青年》前身)时,收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关于文字改革的稿子,大加赞赏。他马上给胡回信,“文字改革,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,此非戏言,更非空言……此事务求足下,赐以所作写实文字,切实作改良文字之文学,寄登《青年》均所至盼。”在陈的鼓励下,胡适很快写出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,并由陈登在《新青年》上,吹起了白话文革命的号角。陈在随后告诉胡,“中国社会可共事之人,实不易得,恃在神交颇契”,愿将胡引为同志。1917年,陈到北大,胡回国后也到北大任教,二人协力齐心,推动新文化运动,同成为这次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。
    “五四运动”后,两人分道扬镳,陈日趋激进,信仰马克思主义,走上革命之路,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。而胡则坚持科学、民主,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言人。二人之思想已是水火不容。但胡适并没有忘记与陈的私交。他在1925年给陈的信中,将他们的关系讲得清楚分明。
    “你我曾共同发表过《争自由》宣言。争自由的一原理是:异乎我者未必即非,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,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,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。争自由的惟一理由,换句话说:就是期望太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。我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。但我要你知道,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。我们两个老朋友,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,事业上尽管不同,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,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。”
    “五四”以后,胡陈分手,陈领导的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,与国民党合作,共同北伐,取得一系列胜利,但在1927年两党分裂,遭到血腥镇压,共产党也直落谷底。而在此过程中,最惨的莫过陈独秀,不仅两个爱子延年、乔年惨遭杀害,自己也被当成失败的替罪羊,被开除出自己创立的党。此时的陈独秀,众叛亲亡,形影孤零,过着流亡生活。1932年陈在隐藏中被以共党魁首名义逮捕,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内定由军事法庭审判他,并处以死刑。陈也抱定必死之心,他给人题写下“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”的墨迹,但求速死。
    这时的陈,在别人眼里,仍是共党匪首,千夫所指,共产党对他也不闻不问,真是四面楚歌。这时,正是胡适,鼓动起北大教授,对陈独秀采取了营救活动,通过各种关系,四处活动,由胡的好友罗文干(时任司法部长)斡旋,在蒋介石首肯下,将陈转到刑事法院,以判刑保全生命。胡这不是第一次救陈,1919年陈被北洋政府拘捕,也是胡适出头营救。那时,他们是战友,这次两人在思想上已是敌手,而陈已如无人答理的丧家犬,胡的援手无异雪中送炭,难能可贵。
    陈在狱中,亲笔给胡适写信,表示了感谢,要知道陈独秀一生孤傲,不管在多潦倒时,高官权贵以可怜心态,送他金钱厚礼,他一概拒之。而在给胡的信中,可看出他对胡的友情和信任。
    适之先生:
    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,甚为歉然。审判约在本月底,计尚有月余逍遥。判决后,以弟老病之躯,即久徒亦等于大辟,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,不像此时在看守所尚有随时在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的自由,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,如果是徒刑,只有终日闷坐读书,以待最后。如能得着些纸笔,或者会做点东西,现在也需要看书以消磨光阴。先生能找几本书给我一读否?
    英文《原富》亚当?斯密的
    英文李嘉图的《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》
    英文马可波罗的《东方游记》
    崔适先生的《史记探源》
    此外,关于甲骨文的著作,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,先生要责我要求太多了吧。
    1937年,抗战爆发后,陈得以提前出狱,他出狱后,即住在胡适最好的朋友傅斯年家中。在南京、武汉失陷后,陈流落到离重庆不远的江津县农村,生活窘迫。最不可理喻的是1938年初,《解放》杂志上污蔑陈独秀是每月拿200大洋的日本汉奸。手段之卑鄙,令人发指,全然要再置陈于死地。反倒是九名教授在《大公报》发表声明,为陈辩污(由于手头没资料,没查是否胡适参与此事,或签名)。但我相信胡知道会签名,那些教授也一定是胡的朋友。1938年胡适为赴国难,终于同意进政府工作,出任驻美大使。他一直关心着陈的命运,他的朋友几次写信告诉有关陈的贫病状况,甚至商量由他想办法让陈赴美。但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显然爱莫能助了。1942年,陈独秀在四川小镇中贫困死去。
    不管胡陈在思想上有多大分歧,但胡始终把陈当做朋友对待,对朋友的遭遇,耿耿于怀。他曾对人讲:1919年北大辞退陈,是他最痛心的事,造成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左倾,《新青年》的分化,北大自由主义变弱。他甚至天真地说:独秀在北大,颇受我和孟和(陶孟和)影响,故不致十分左倾,离开北大后,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,更左倾了,实开后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。不管此话对错,完全可看到胡适心灵的一片良善。

君子坦荡荡——胡适与周家兄弟

    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顶级人物,胡、鲁应在最高级,周稍差些,他们都值得尊重,都是大师。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多政治色彩,如鲁迅,一度被推上神坛,虽不是一句顶一万句,也是只言片语,就能置人死地,如一句“四条汉子”就让四个著名文人一死三残。毛泽东说: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,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,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”俨然一位鲁圣人。胡适在大陆曾被骂得猪狗不如,但在海峡那边,可也是一尊巨神。老蒋亲笔挽联云,“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,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。”而周作人更不必多说,一个汉奸的帽子,足以压他个半死。所以我来谈这三个人,首先就是想先剥了他们的种种外衣,去除金粉黑漆,权当三个从青年相识的才子,最后都成大名的文人,一生的交情、恩怨,看看各自为人的特点而已。
    胡适与鲁迅和周作人的交往,始于1918年,他们同在北大,他们从相识到友好,是朋友。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,他们很有共同语言,特别是反对文言文,提倡白话文;反对旧道德、旧礼教,提倡科学与民主。他们密切配合,互相呼应。有时胡适首先发难,鲁迅紧紧跟上,有时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,对某一问题做深入的论述。胡像个帅,鲁像个将。而周作人自嘲,敲敲边鼓。三人应是关系不错,但不知因背景不同还是别的,鲁迅对刚认识不久的胡,从头就怀有戒心。他多年后说,大意是办《新青年》时,陈独秀像个开着的房间,门口帖着内有武器,刀叉剑戟看得分明。胡适像个关着的门的房间,门上写着内无武器,总让人生疑。鲁的话很奇怪,所有认识胡的人,几乎都会夸胡的坦率性格,为什么只有鲁迅有此疑心。看来鲁的防人之心比常人要强烈许多。
    胡适对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欢,他一生可能说的最多的赞扬的话就是对周家兄弟。鲁迅发表了《狂人日记》以后,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,称誉鲁迅是“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”。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:“周氏兄弟最可爱,他们的天才都很高。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,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,创作较少。”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。他对于鲁迅前期杂文也表示了极大的赞赏。如《随感录:四十一》关于“学学大海”、“摆脱冷气”、“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”这段寓意深刻的话,胡适说,看了这段文字,感动得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,时时想到这段文章”。另外,胡适曾经想做一部《中国小说史》,一直放在心里。几年后,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出版了,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,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,认为“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,搜集甚勤,取材甚精,断制也甚严,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”。
    胡适对周家兄弟一往情深,1926年胡却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的绝交。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《新青年》时,有过意见分歧,但只是很小的摩擦,没什么可结仇的事。1926年5月,鲁迅、周作人和陈源(西滢)在《晨报》发生激烈笔战。当时徐志摩正主编该报副刊版,劝了几次无效后,停登双方文章。胡作为大家的朋友,生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,言词恳切:劝双方停打此无意义笔仗。没想到,周家兄弟从此与胡绝交。鲁迅此后再没和胡适来往。周作人则于1929年主动与胡和好。胡适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对周家兄第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:“生平对于君家昆弟,只有最诚意的敬爱,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,此意始终不减分毫。相支虽远,相期至深。此次来书情意殷厚,果符平日的愿望,欢喜之至,至于悲酸。此是真情,想能见信。”胡和周作人在疏远了三年多,至此完全和好。过后不久,在周作人的嘱托下,胡帮助他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找到工作。
    鲁迅不仅没与胡适和好,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,不时在文章中批评胡适。例如,1931年鲁迅在《知难行难》一文中写道:中国向来的老例,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,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。做牢靠的时候是“偃武修文”,粉饰粉饰;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大道……当“宣统皇帝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,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。见过以后,也奇怪,人们不知怎的现象、他们怎样地称呼,博士曰:“他叫我先生,我叫他皇上。”关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是一个趣闻,溥仪宫里刚安电话,打着玩,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。胡适在后来发表《宣统与胡适》一文,其中说:“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。当时约定了5月30日(阴历端午前一日)去看他。30日上午,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。我们从神武门进宫,在养心殿见着清帝,我对他行了鞠躬礼,他请我坐,我就坐了……他称我‘先生’,我称他‘皇上’。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……他说他很赞成白话,他作旧诗,近来也试试作新诗。”溥仪要见见胡适,胡适就去了。今天看来,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。而当时,却沸沸扬扬、议论纷纷,有的说“胡适要做帝师”。害得胡后来解释说:“这位17岁的少年,处的境地很寂寞的、很可怜的!他在寂寞中,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,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,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,还没有洗刷干净。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,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,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。”没想到这些无聊的无稽之谈,成为鲁迅攻击胡的借口。
    此后,鲁迅在多篇文章中,挖苦胡适,尤其以一条不实新闻报导,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。比如,以“何家干”的笔名发表的《出卖灵魂的秘诀》,后来鲁迅将其收入《伪自由书》一文中,说:“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。但是,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,这却是出卖灵魂的惟一秘诀。”胡与鲁迅是老朋友,互相有了解。能用这样恶毒的话吗?鲁迅在提到胡适时,虽然直接的和尖锐的人身攻击不多。但旁敲侧击、含沙射影和冷嘲热讽,却很多。而且,鲁迅从未正面对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、地位和作用,进行过肯定。
    反之,对于鲁迅,胡适始终保持着好意,有机会的时候,总要为鲁迅说几句公道话。1936年鲁迅去世后,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、胡适,对鲁迅进行了攻击。当时的鲁迅骂胡适尽人皆知,而胡适在回信中则尽力为鲁迅辩护。胡适说:“凡论一人,总须持平。爱而知基恶,恶而知其美,方是持平。鲁迅自有他的长处。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,如他的小说史研究,皆是上等工作。”对鲁迅的谩骂,在鲁迅生前,胡适则一律采取“老僧不见不闻”的态度,从不公开应战。鲁死后,也从没发过恶声。读过鲁迅书的人,不免对其人产生敬意,也有人崇尚他的硬骨头精神。但很多喜欢鲁的文章的人同时表示,不敢交这样的朋友。鲁迅死前有一句著名的话:一个也不宽恕。但不知对胡适这样一直对他友好的人,是否领一丝情?
    鲁迅死后,胡一直和周作人保持友好关系。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,胡带领北大师生南下,周留在北京。1938年,胡出任驻美大使途中,听到周作人欲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大出任校职,给周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,苦苦劝说老僧不要入世,日本人的水。但周作人不仅没听,反担任了北平伪政府的教育总督办和文化委员会主任等伪职,沦为汉奸。抗战胜利后,胡回到北大再次出任校长,而周则囚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。在全国对汉奸一片喊打的情况下,胡适在极大压力下帮了周作人一把。他用北京大学的名义给法庭出具了一份证明,说日伪期间北大校产未遭破坏,图书设备还有增加。为此,胡在报上挨了不少骂,说他庇护老友。而周在这份证明下,确有减轻量刑。对此周的心中是明白的。
   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。周作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,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,这篇文章可称得上是绝世的精品。当时,胡适在大陆已被批得臭不可闻,更是晚年回到台湾而死,说他一句好话就会有不测之灾。而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,竟在大陆作出了怀念之文,真是奇迹。他的文章对胡一句好话没讲,而是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、几篇文,得了多少钱,分毛清楚。而且特别说起、拿某笔钱,买了坟地,埋了母亲、女儿,至今念念不忘,这可能是胡适死后,大陆仅有的一篇纪念文章。看着周作人隐晦的文字、深藏的苦心,我几乎潸然泪下。他什么都明白,什么都记得。他无话能说。所以我觉得,周家兄弟还是有一个对得住胡适的,尽管他生前没听到。
    朱学勤有一段话,我很喜欢,将它做个结尾。“胡适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,不过火,不油滑,不表现,不世故。仔细想想,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,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,不是圣人,也是奇迹。胡适的性格,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,才会使人发现,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。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本文选自搜狐“思公博客”

加入时间:2016/10/61573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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